最高法：对未成年人严重犯罪该惩处的依法惩处

意大利《反腐败法》第1条第2款规定了国家反腐败机关的指定及其职能。

第二，寻找符合历史理性的国家建构，并以国家理性为宪法的基础。在自由主义和西方现代性价值彰显之时，中国的经济完成了飞跃，国力日强，思想层面的本土化意识与民族性与日俱增，一种去西方普世价值的保守主义立场应时而生，并与西方现代性价值形成了知识竞争，构成了今日中国思想界的古今中西之争。

对政治的理解不同，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对政治与宪法关系的理解分歧，并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宪法学上的理论与方法分歧。《法的中国性》，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在他看来，政治宪法学的规范性不同于规范宪法学的规范性，不是来自宪法文本以及抽象的宪政价值，而是来自历史结构所限定的政治状态以及革命的反革命之宪法转型所衍生的规范价值，所以其规范性就具有一种历史相适性和历史的目的性（Finalit?t）。值得注意的是，这并非是一种政治决定论的延续，而是对宪法规范背后的历史因素、时代因素以及价值因素——或者统称为政治因素——进行挖掘，为宪法解释提供一种理论上的可能性，正如凯尔森所强调的，法律规范的解释本质上是法政治的工作。中国的政治宪法学也走在追寻正当性的道路上，陈端洪教授所提炼的中国宪法中的五个根本法，其直接理论资源来自施米特，目的在于发掘宪法文本背后的、能够体现当下时代政治决断的绝对宪法。

从强世功教授与田雷博士的理论脉络来看，政治与宪法是统一的。[95] 3.与法律相对立的政治正是基于上述的区分，对于政治的界定就不仅限于法律所规定的国家机构的活动以及政治权力在法律框架内的活动，而是在某种程度上，政治甚至成为法律的对立面，指的是法律上不受约束的意志权力与形成性权力，[96]而法律则是政治无涉的。若以服务型权威理论对宪法权威进行解释，由于宪法权威的渊源之一在于人民的同意，人民也应当拥有对于宪法权威解读的权利。

同时又尊重宪法文本作为宪法权威客体的地位，使其既能贴近社会政治现实又不会丧失本来的价值根基。(32)这样一种宪法权威的解释虽然在方法论上肯定了宪法的强制力，却过于注重宪法作为政治法和国家法的一面，忽略了人民对于宪法权威的影响力和作用。因此权威问题不仅是一个一般法律理论问题，更是一个涉及宪法学理论出发点的原则问题。根据服务型的权威理论，法律权威虽然源于统治权力，却包含统治权力和服从义务两个层次，法律权威的行使只有满足上述的两个层次，才能成为合法权威，自动向主体施加服从的义务。

参见[德]卡尔•施米特：《宪法学说》，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二十章。在二元的宪法解释方法中，主权者的承认赋予了宪法权威的规范之维，在这一点上服务型权威理论继承了传统实证主义者的思想，认为宪法首先是指向命令的拥有强制力的社会规范。

因此哈特认为法律权威不仅源于主权者的命令，也源于共同体成员对权威的尊重。但若抛开宪法文本，将上述的文本之外的政治制度和惯例作为宪法的一部分，即是在宣称存在即合理、存在即合法以及存在即正义。无论是政治宪法学还是宪法教义学，都认为权威问题是宪制问题的基石，即公权力的正当性在于是否拥有权威和权威源于何处。实践权威的本质在于对他人应当如何行为的意愿表达拥有决断且独立于内容的行为理由，(24)即服务型权威理论中的排他性权威。

翟小波：《代议机关至上的人民宪政》，《清华法学》2007年第2期。由于优先性命题的存在，作为一种理由的权威性指令并不是加入其他理由之中，而是排除和取代其他理由(23)。在制宪权问题上，自然法学者持一元制宪权理论，即人民制定宪法文本，将其作为一个组成共同体成员的全体人民的意志表现。宪法权威作为国家政治制度的基石，其存在与树立，关系着宪政秩序是否可以稳定合法地长久存在。

后者指向人的行动，即人应当做什么。因此宪法道德化的结果可能导致无政府主义和极权主义。

(12)Joseph Raz, The Authority of Law: Essays on Law and Moralit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7-8. (13)Joseph Raz, Between Authority and Interpretation: On the Theory of Law and Practical Reas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chapter5. (14)类似于霍布斯所谓的所有主权者的权利源于受其统治的人民的同意，但霍布斯的语境乃是基于人民主权赋予权威以民主形式的认同，拉兹更多站在道德立场上赋予权威以道德至善的含义。而极端的方法论看似对立，它们恰恰在失去宪法真正权威性上可能殊途同归，这是我们所最最忧虑的。

当然，在现代化法治国家建设进程中，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制完善过程中，如何在事实和规范之间找到一种平衡是一个复杂艰难的课题，除了需要学者的理论研究和文字诠释功夫外，更需要宪法制度自身不断的完善才能成就。三、从法律权威到宪法权威 在当下，关于法律权威的讨论，大多指向了作为根本法的宪法。宪法的本质价值在于构建一个正义、德性的宪制国家，而制宪者的原意仅仅能表达某一历史阶段宪法文本所应有的含义。因此我们有必要通过对诸多本土与外来资源进行归纳，提出一种真正能够解决中国现实宪法问题的方法论，以资对当下中国的宪法学研究提供道路指引和理论支撑。政治宪法学者认为目前《宪法》文本充斥着太多纸面上的权利条款没得到有效实施，而事实运行的中国宪制则远超宪法文本的场域，因此宪法的权威源于现实的政治社会情势和主权者的政治权力。④其问题在于，这样的方法论给予宪法文本以始源性的预设，默认所有宪法条款的合法性与正当性，并在这个框架下进行研究。

开放性的宪法解释方法可以保持宪法常用常新，并真正贴近政治生活和国家生活，防止宪法因机械化堕入历史主义的泥潭。由于传统自然法的式微，为实定宪法寻找作为正当性基础的宪法权威成为讨论的焦点。

但是这一命题的前提是前两个命题，即法律权威必须是合法权威，其他现实性的命令虽有强制力，由于缺乏道德证成，不应当构成权威，更不是法律权威。而上述的违反人权的条款虽有作为主权者的纳粹政府的认同(即符合优先性命题)，却无法经过人们的同意，抑或是与之前已存在的其他经过人民同意的拥有当然权威的宪法条文(如基本权利条款)发生冲突而无效。

为了发掘隐匿于条文之外的宪制真实规则，真正厘清当下中国的宪制在事实上的运作模式和产生方法，政治宪法学者的问题意识不再局限于基本权利、政治自由等实定宪法中的传统问题，而直接以中国近代制宪历史为主轴，讨论人民主权与执政党权、制宪与宪制、人民出场与双重代表等具有强烈现实意味却又熔铸古今的宏大命题。研究宪法不应该太浪漫，它不同于文学。

在如何让社会共同体成员对权威自愿服从的问题上，拉兹提出了两个命题以对权威的合法性进行道德证成：第一，如果权威的相对人在受到权威指令指引的时候会比不受其指引能更好地服从那些本来就适用于他的理由(即通常证成命题)。因此宪法权威理论的本质，乃是把政治的宪法与文本的宪法合二为一，在保持灵活性的同时不破坏价值性。但从公允的立场来判断，前者过多采用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等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来研究作为法律规范的宪法，而后者在宪法学研究中执著于宪法文本的封闭语境画地为牢，因此，这两种学术流派所持观点在我们看来均有所偏颇。无论是父权社会下父亲对子女的权威、中世纪教会对民众的权威还是民主社会中政府对公民的权威，其渊源都是服从者的信任情感，即基于亲情血缘、宗教信仰、社会契约的理由，服从者对命令者拥有信任的情感，这样一种情感完成了对权威的认同和对权威正当性的证明。

然而主权者的意志在现实生活中有时会与道德和社会习俗脱节，这样的宪法条文究竟是否符合宪法权威呢？如魏玛宪政体制下复杂衍生出来的纳粹政府通过《魏玛宪法》中关于紧急状态特别授权条款颁布一系列侵犯人权的条款，这类看似合宪的条款让《魏玛宪法》成为了不能发挥实际作用的纸上文本，这样的宪法还有权威么？依据服务型权威理论，这样的宪法条文是没有权威的，因为违反了通常证成命题和依赖性命题。(26)Joseph Raz, Between Authority and Interpretation: On the Theory of Law and Practical Reas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chapter13, p. 330. (27)Joseph Raz, Between Authority and Interpretation: On the Theory of Law and Practical Reas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chapter13, p. 335.其实这种观点并非拉兹的首创，《美国独立宣言》就提到所有政府的正当权利源于被统治的人的同意。

(17)[法]西耶斯：《论特权。而依赖性命题则在服从者的视角阐述权威为什么是正当的。

抑或投身书堆，通过翻译介绍泰西宪法的微言大义表达观点。第二，满足第一个条件所涉及的事项应当是，在这些事项上，没有权威的帮助的话，服从理由将比自行决定要好(即依赖性命题)。

宪法学研究中关涉的根本问题，如中国现实宪制的诞生和演化过程、超越宪法普通文本的政制规范，都可以通过研究宪法序言的方式与宪法文本挂钩，从而谋求事实与规范的妥协。我们推崇的这样一种宪法权威理论的本质，乃是把政治的宪法与文本的宪法合二为一，使宪法学研究脱离只求规范不看现实的困境，真正成为关切现实的规范学科。如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三位一体的国家元首体制、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两个积极性，这些并没有写进宪法文本但现实中存在的政治制度由于被事实上的主权者赋予权威，是成文宪法的政制基础和宪法前提，因此也是宪法的一部分。既然根本，那么这不变的最高的权威从何而来？宪法带来的政治权威正当性又如何论述？这些问题都不得不把法律权威引向一个宏大的又具有其独特性的子命题：宪法权威。

⑤继洛克之后，人民主权理论替代了宪政的神学宗教之维，成为政治哲学和法哲学上树立政治合法性的唯一标准。因此宪法教义学者在研究中注重对宪法文本的文意体系和目的体系的规范讨论，并在这种讨论中发掘宪法的意义与价值。

这样一种二元的宪法解释方法是一种折中主义的方法论，主权者的承认与人民的同意同时给予宪法文本一种合乎立宪主义精神的规范内容和具有价值可实施的社会实效性。(24)H. L. A. Hart, Commands and Authoritative Legal Reasons, Bentham: Jurisprudence and Political Theory, 1982, pp. 252-255. (25)由于基本权利的本质是享有自由的个人的权利，因此基本权利是与政治国家相对峙的权利，因此基本权利被认为不是国家赋予的，而是个体与生俱来的。

服务型宪法权威的解释方法是二元的，既有主权者对宪法文本的确认赋予宪法的权威，又有公民个体对宪法文本的承认赋予宪法的权威，缺一不可。这种独特性表现在两点：第一，宪法学研究虽不必拘泥于宪法文本，但必须立足于文本。